共享经济的今天:从勇敢者的游戏,到潜心者的竞技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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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黎文婕

来源:锌刻度(ID:znkedu)

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,“共享经济”这一概念曾在西方被广泛传播——彼时,大部分早期的关于“共享经济”的英文资料都会算一笔这样的账,“迈克”或者“琳达”,因为经济危机而收入减少,却通过出租他们的房间,贴补了家用,以至于他们觉得为客人准备早餐是个不错的兼职。

这是“共享经济”的前传。

不久之后,世界规模最大的IT博览会之一——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、信息及通信博览会在2013年把“共享经济”作为中心议题;英国商务部在一年后启动了一个独立调查项目,为如何把英国打造成全球“共享经济”的中心提供建议。

英国商务部负责商业和企业的国务大臣马修·汉考克直接表示:“共享经济有巨大的经济潜力,英国要确保站在这一领域的前沿。”

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之所以对“共享经济”感兴趣,并非仅看到了“琳达们”的收入,而是这种新经济模式不但盘活了闲置资源,更有创造社会财富的可能性。

但在中国的共享经济浪潮,从一开始就不太相同。共享经济背后的“平台”、“服务”等元素成为了资本市场眼中更具价值的概念,也成为了后者所极力推动的模式。

经过五年,共享经济的今天和未来究竟如何?

当潮水退去,浪花身在何处?

如果你对共享产品稍有关注,应该不难发现,从2019年开始,不少你熟悉的共享产品开始涨价了。

变化悄无声息,但幅度不小。

以共享出行产品为例,自3月21日起,小蓝单车在北京实行新计费规则,调整之后,起步价从30分钟1元改为15分钟1元,每超过15分钟则加0.5元;4月8日,摩拜和哈罗也紧接着宣布针对北京的共享单车(非助力车)全部车型,执行新版计费规则。

共享充电宝同样在涨价,据媒体此前报道,一般商场已由1元/小时涨到2-3元/小时,在一些KTV或者演唱会等高消费场所,则已经涨到了6-8元/小时。

王思聪和陈欧关于“共享充电宝是不是伪需求”的争论,也在2019年有了答案——街电CEO万里称,2018年下半年,共享充电宝经过市场验证实现规模营收,“几家头部企业陆续实现了盈利。”聚美财报显示,街电去年营收超8亿,营业利润约3700万元。

回顾过往,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尽管早期曾出现了许多类似于共享衣柜、共享女友、共享玩具等顶着共享噱头,荒谬追风的产品,但市场的选择决定了最终活下来的产品和企业。

从此前的大规模补贴和优惠,到如今行业集体上调价格,变化的背后,更多地是共享经济行业进程变化的缩影——跑马圈地的时代已经过去,眼下活下来的玩家们试图回到商业的本质。

勇敢者的游戏还是资本的无限生意?

回望历史,“随时随地有车骑”等共享单车的slogan,一度让人被“共享”这一“利用闲置资源挣钱”的美好概念所吸引。

可事实却是,为了争夺有限且难稳定的市场规模,这些企业必须选择重资产的模式,用闪电般地速度生产、铺设产品,夺城掠地,通过价格战、数量去扩大规模,以期“干掉”对手。

但是,伴随着这种大规模扩张,高成本成为了压在共享单车企业身上的一座大山。过去几年,共享单车的无序投放和“僵尸车”也给城市管理造成极大的负担。

于是,资本来了,投靠资本成为了想活下去的共享单车的唯一选择——哈啰、青桔、美团在2018前后都投靠了互联网巨头,共享单车正式变成了富二代的战场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共享单车本质上已经成为了资本的游戏。

当然,这并非共享经济唯一的解法,尽管同样是走的B2C的模式,但共享充电宝的生产成本不过几十元上下,大规模生产更将成本降低到十几元左右。 众为资本的创始管理合伙人张永汉也曾指出,“充电宝加上整个机柜,平均成本差不多低于一百块钱。”

艾瑞咨询则总结道,充电宝是刚需,保证了现金流入,而产品成本低,损耗及维护费用也低。于是,“三电一兽”先后盈利。

但是,要走到这一步,也并非一帆风顺。

在短暂的瞩目之后,“共享充电宝”甚至曾被视为一个“伪需求”的笑话,2017年10月,杭州的乐电宣布退还用户押金,回收设备,停止运营;一个月后,美团也宣布关闭了实验中的充电宝项目,更多企业紧随其后,悄然离去。

所以,很大程度上,如今活下来的共享充电宝巨头们并非首先冲入赛道的“先行者”,而是胆子更大,挺过激烈竞争的“勇敢者”。

抛开行业早期的那些无效伪需求而言,只要人们的高频需求继续存在,“共享经济”就仍有市场,但由于前期资金投入大、交易诚信安全软肋、盈利空间较小等问题,活下来的玩家永远只是少数。

To B的时代来了?

当人们偶尔还将这些共享经济领域的昔日明星当作谈资,后疫情时代,易点租突然火了——5月份、6月份易点租的新增企业客户数量创了历史新高。

易点租是一个办公电脑租赁与管理平台,做的是企业服务的生意,即实现办公设备由买到租。

这个几乎是和共享单车同一时期踩上“共享经济”的风口的企业,却从诞生始就将目光瞄准了和共享单车截然不同的一端——B端。

而在更早些时候,2010年,31岁的犹太裔青年亚当和自己的建筑师朋友在美国创立了WeWork。此后,短短几年间,他们将共享办公业务先后从美国一路扩展到伦敦,特拉维夫、上海等地。

2016年底,WeWork已在全球34个城市管理着111家共享办公空间,成了共享办公领域的独角兽,甚至被孙正义称为“下一个阿里”。

尽管在2019年惨遭了滑铁卢,并一度被质疑能否活下去,但WeWork在疫情后的市场环境中突出重围,收获了新一批大企业增长业务,且成为了国内共享办公龙头优客工场等中国“小弟”追逐的对象。

将目光看得更广,实际上除了风头浪尖的共享办公,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——物流业,也成为了共享模式To B的一条路径。

物流运输离不开托盘,仅2019年中国用到的托盘就超过2亿片,而其中78%都是使用一次就被废弃的木制托盘,可循环共享的托盘仅占1.4%。

小蚁托盘的循环租用模式,正是看到了其中的机遇:既更加环保,又为企业带来更低成本。工厂租用小蚁托盘来带托运输,单次费用不到木托盘的一半。并且使用方便,对标共享单车模式,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、循环使用,异地取还也不用担心回收问题。

跟共享单车的发展也极为类似,小蚁托盘运营网络已覆盖西南、华东和华南大部分地区43个城市,“预计到2021年完成76个城市的服务覆盖,为1000家工厂提供循环托盘租赁服务,减少近1000万片木托盘的使用,挽救近半个大兴安岭森林面积的树木砍伐。”小蚁托盘总经理侯凯告诉锌刻度。 

正如安信证券的一篇分析报告曾谈到,当共享经济进入常态化和成熟期,这一阶段的消费对象开始铺开于各个领域,也是共享模式被广泛复制的时期。

在交易参与者方面,则可以扩展到B2B,有成熟技术和优秀管理能力的团队将及时的抢占市场。

一条更慢却更长久的路

而之所以说共享经济To B的时机到了,还因为需求端,人口要素的变化也正催生出迫切的市场需求。 

一方面,中国的工业界和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正在显著提高。根据德勤的一项研究,从2005年到2015年,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,这使得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运营效率,成为更多企业的迫切需求。

另一方面,中国近年来新生出许多企业用户,中国目前工商登记的企业数量近3000万家,其中中小企业占比90%以上,整体数量超过美国,且仍在持续增加。而中小企业,正是B2B平台的理想客户。

于是,供给端成熟落地,需求端快速爆发,让共享经济从To C向To B似乎成为了必然——实现供应链优化,降本增效,成了企业和工厂亟需进行的改变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共享经济To B的优势显而易见。

“考虑到未来的环保压力,木材成本上涨大趋势,托盘的价格优势会越来越大,一个木托盘的成本至少在70-80元以上,但是如果用可循环的托盘,成本可以节省50%左右。”小蚁托盘负责人侯凯告诉锌刻度,可循环托盘的投入使用不仅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率,更为重要的它所带来的绿色效益。

这和易点租选择To B的思路不谋而合——作为易点租创始人兼CEO的纪鹏程曾算了一笔账:以企业一次性购买120台京东售价3999元的惠普星14青春版电脑为例,一次性成本大概在51.2万元左右,企业为此还需要增加一名IT运维人员,伴随增加的还有人力成本和维护成本,每年需要支出9.6万元左右。

而在易点租平台选择“免押金,按月付”的办公IT长租模式,该型号笔记本易点租月资金仅需128元,企业一年租金18.6万元,企业每年节省流动资金在42万以上,节省大量的流动资金。

此外,据优客工场统计,一个中小型团队客户在优客工场办公,最多可直接节省近2/3的全年开销。

从这些案例的应用过程看来,B端比C端的确更适合共享模式的发展。但节省成本仅仅是共享经济To B的表面,更核心的其实是“科技赋能”。

WeWork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形成安全、灵活、高效的办公空间和全球化社区平台,且能够在疫情后期翻盘,很大程度是因为其模式能够有效地布局“中心辐射型”组织结构,将团队从集中办公场所分散到多个更小的办公场所。

同时满足了企业随着自身发展,更灵活与其它企业进行协作,团队与业务互补,甚至因为业务发展可以快速吸收其它WeWork空间的团队。灵活、高效、专注,这是其它办公环境提供商很难企及的专业能力。

相同的发展思路,小蚁托盘利用已触及的石化、制造、冷链及商超零售等使用场景,充分吸收多个行业对供应链管理的需求细节,不断优化其托盘芯片的功能。目前已能够提供在线识别运输震动、货物跌落、温度记录、运输轨迹、货物丢失等情况。

“很多外企和大型国企选用小蚁托盘,并不单单是因为省钱,”侯凯说,这也是小蚁托盘更深层次的意义所在——为客户的数字化供应链提供基础。因为,要想实现智能制造,数字化是必经之路,“而这又是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基础设置,必不可少。”

而冷静来看,面对B端和C端,共享经济其实是不同的逻辑,自然也就会面临不同的困境。

“2B企业受制于两方面的速度,第一是受制于产品打磨的速度,一般来说很难有一个产品适合所有人。第二是受制于获客速度,绝大部分企业客户需要跟他们聊产品,所以需要有销售,而销售很难高速扩张。”纪鹏程曾坦言易点租的痛点所在。

这也是小蚁托盘绕不开的难题,“产品和服务打磨期慢是必然的,因为和面对B端,企业服务公司首先要深入了解客户所在行业,不仅要有产品,还要有从售前到售后各个环节的综合服务体系,这涉及比C端市场更复杂的专业认知。”

为此,小蚁团队聚集了航天材料专家于华、中科院高分子专家彭珂;自有国家级实验室1个、深圳智能芯片研究室1个;并跟中远海、中外运、民生物流等物流龙头企业建立了合作协议。

“而且相较于C端用户,因为企业服务客单价较大且B端企业组织结构复杂,购买方往往会慎重考虑,决策链条更长,周期也较长。”侯凯坦言。

也正因此,就连这条赛道上的明星WeWork也在提交IPO招股书后惨遭滑铁卢,面临巨额困损一度败走中国。

但是对于这些面向B端深耕多年的共享经济玩家来说,他们早已深知,尽管2B比2C慢很多,但黏性较强。

“企业认可一个公司的服务后就不会轻易换供应商,但个人会随时更换至最便宜的商家。”纪鹏程称。

小蚁托盘团队也认为,“瞄准B端的共享经济模式,尽管推进起来更难,但它是一个日益成熟、不断发展扩大的市场,而用户一旦和我们达成协议,就更容易在长期而稳定的合作中实现共赢。”

事实上,已经有数据在证明“小蚁托盘们”坚持的正确性——眼下,易点租服务的企业超过3万家企业,且其中绝大多数是科技类企业;优客工场如今已经有超19万的会员。

“在互联网行业来看不算什么,但这是固定靶向的人群,不是马路上的流量人群。”毛大庆在交出这份成绩单时表示。而WeWork首席执行官桑迪普·马斯拉尼也在日前表示,公司“调整规模的工作已经100%完成”,预计2021年实现盈利。

据马斯拉尼透露,公司在中国、韩国、新加坡等亚洲市场的业务正在反弹,一季度入驻率达到66%。

正如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博士在 HICOOL 全球创业者峰会上所言,“我们回顾过去的30年,我们会觉得前15年是TO C为主的一些创业公司,颠覆了社交、媒体、电商、支付这些领域,那么在现在开始的这十五年,我们将会看到TO B为主的公司,在企业服务、工业、供应链、物流、医疗,带来巨大的帮助和福利,带来一个新的创业黄金时代。”

这注定是一场更难,但也更值得期待的竞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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